新冠疫苗国际竞争，美国先走一步之原因（下）
这个主题文章的上篇，谈的是美国发达的生物制药科技奠定了mRNA疫苗成功的基础，结果被删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在网易的链接：
https://3g.163.com/dy/article/FSA91BHU0531MOLY.html
这个文的《上》其实写得毫不费劲，因为都是溢美之词。但是这个《下》就难写了，因为都是打脸的。但既然我们是科普号，就不得不尊重事实，哪怕是不得不说的事实，inconvenient truth。
首先传出好消息的两个mRNA疫苗，一个是制药巨头辉瑞/BioNTech组合，另一个是美国政府支持下的小公司Moderna。为了达到FDA所规定的统计效验力，他们的临床试验分别都有3 - 4万人的样本量，在西方这样人力昂贵的国家，有这样规模的试验是不容易的。不过，若论世界诸国中人力资源之丰富，肯定轮不到美国，那么为什么美国试验的效验力如此之高，出结果如此之早呢？
下面是我在统计学教材中抄到的一句话：
Thus, the number of events, not the number of subjects, determines the power of the study.
意思是，在疫苗效果试验中，感染数量，而不是样本的大小，才是统计学效验力的决定性因素。
这句话的意思，你品，你得细品：
也就是说，在新冠疫苗的赛跑中，疫情越泛滥，确诊病例越多，那么在疫苗赛跑中就越占先机，测试的土壤就越丰盛，出结果就越快。
单看入组人数是没用的，你哪怕招纳一亿人参加临床试验，哪怕你的疫苗再有奇效，如果病毒根本没有扩散的话，你也检不出疫苗的威力。
疫苗试验中感染病例之珍贵，可以从当年的艾滋病疫苗实验中看到：
2005年，美国疫苗巨头默克开始了一个样本量为3000人的号称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HIV疫苗试验STEP，以同性恋男士和女性性工作者为对象。跟踪两年后进行第一次中期分析，对照组762人中21例感染，疫苗组741人中24例感染，吓得赞助方忙不迭地终止了试验。
另一个更大规模的试验叫RV144是2004年在泰国两个艾滋病高发省做的，招收了一万六千一般性群众，疫苗提供商是法国的赛诺菲和美国的基因泰克。笼罩在STEP失败的阴云中，他们咬着牙历时6年把试验做完，结果是对照组74人感染，疫苗组51人感染，保护率为31%，居然勉强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有效率虽然有限，这却是在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探索和失败后，制药界第一次看到实锤的HIV保护疗效。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也能够理解到，在和新冠奋斗了不到一年之后，我们就在4万人的为期3个月的三期临床试验中看到了90%的保护率，而且这是一个以前从未尝试过的崭新mRNA平台，这是一个多么值得欢呼骄傲和感到庆幸的成就。
下图显示了世界各大地区新冠感染密度， 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地区遥遥领先。所以说，伟大的科研实力和彻底失控的疫情，是美国新冠疫苗研发上先走一步的主要原因。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科技领先勇于创新的荣耀，一半是人民失败政府丢人的耻辱。
图源：MITBBS.COM
至于中国的疫苗，北京科兴生物SINOVAC灭活疫苗的一个试验基地在巴西，那里是一个感染超过6百万，世界排名第三的苦逼国家，也就是说是一块疫苗测试的肥沃试验田。果然，路透社报道，这个疫苗的三期临床结果，有望在12月初揭晓。
说到“丢人”，最近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Robert O’Brien为革命站好最后一班岗，在离任前突访越南，结果被当成重大传染病源特殊对待。一下飞机就被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取样检测，机组人员根本就不让入境。代表团被关在旅馆单独的一层不让出去吃饭，食物被送到房间门口自行取用。
越南如此对待当今的最高盟友是不是太过分了？结果证明他们还真是认真对了，被拒绝入境的美国机组人员中，当真有一位被检出了阳性，在菲律宾就地隔离了，而且Robert O’Brien的两个高级助手，也由于和该病人有密切接触而回不了美国。
其实，这么严苛地对待安全顾问Robert O’Brien大人，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因为他早在4个月之前就得过新冠了，现在体内肯定没有病毒，还有抗体都说不定。
美国得新冠的名人实在太多了。
我之前随便写个文章，比如《为什么说大法官制是一个被玩坏了的制度》，这里面新任的女大法官Amy Barret就是上任前两个月才从新冠痊愈；再比如上一文《这个女生是预言苏联垮台的经济学第一人，如今却被七大诺奖得主联名反对》中，女主人公之前的美联储提名人Herman Cain就死于新冠，她的任命在参院过不了，也是因为两个重量级参议员双双染冠而不能投票；更不要提特朗普本人也中招，靠打了礼来最新的中和性抗体才挺过来；还有总统大智囊，共和党全国主席等高官，都是阳性...
这几天也是海外华语网络创作圈一个悲哀的日子，享誉华人网路社区的科普作家，政评家和小说家阎润涛先生因疑似新冠的症状突然离世，他在去世前最后的文字中写道“医生说什么时候感觉呼吸困难就到医院急救室，否则就在家养着”。在疫情肆虐担心交叉传染的情况下，由于这样对医疗资源的强行限制使用，病情已经非常严重的阎先生不得不在家硬抗，结果症状一上来，急救已然不赶趟了，撒手人寰之前留在人间的最后四个字是“活着真好”......
阎先生的不幸，大概也解释了美国的高官们感染新冠者众，但不治离世的极少，因为他们优先地占有了医疗资源，而象阎先生这样白领工作经济小康但是没有特权的中产阶级，居然也会成为失控疫情的直接牺牲品，更遑论那些在底层挣扎的蓝领人民了。
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失败，在技术和政府的层面的根源我已经在两篇长文（上，下）中进行了讨论，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今天来谈一谈美国民众中广泛存在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对新冠流行所负有的责任。
美国历史上的反智主义古来有之，比如在19世纪曾经出现过一个叫“无知者无畏党”（Know-Nothing Party）， 在南方一度盛极一时，在内战中被打下去了。
在今天的新冠疫情下，反智主义的表现形式有：
戴口罩政治化，民主党的支持者大比例认真戴口罩，特朗普的支持者则反其道而行之，把戴口罩这样难度不大的事儿当成了对个人“自由”的损害，完全不看东亚行之有效的防疫经验和公共卫生界的科学研究；
对不合自己心意的事实和数据，采取不听不信和阴谋论的态度，比如，坚信美国疫情数字的居高不下是公卫部门的造假，怀疑高死亡比例源自医生们为了多拿回扣而谎报疫情；
保守民众抗议防疫令冲击政府大楼
还有很多。
而美国在整个疫情中反智主义表现，终于在两天前达到了高潮。
那是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接近投票，叫停了纽约州对疫情吃紧地区教会聚会人数的限制（不得超过10 - 25人，取决于会所面积的大小）。大法官们的理由是要保护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权利，而就在同一天，美国单日确诊病例超过十万，病亡超过两千人。
这个判决连教皇都看不下去了，他心话连我老人家在梵蒂冈的大弥撒都改成在网上举行了，你们有啥了不起非要一大票人挤一个房间？他居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忆往事思来者。原来教皇他老人家从年轻的时候肺也不大好，21岁大半个肺叶被摘除了，所以他对喘不过气，插管上呼吸机有第一手经验。他说人要心怀信仰和善念，与人为善的同理心胜过唯我独尊的自由意志。
有意思的是，宗教信仰和传染病的传播自古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中世纪黑死病的时代，人类对传染病的认识是蒙昧的，唯一应对的方案就是大家伙一块聚在教会大堂同心合意地祷告，祈求上帝的宽恕和怜悯。这个逻辑自然不用说，信仰越虔诚，越是要聚众祷告，结果病倒和死亡的人数就越多。这时候世俗政府抓住机会，出面挑战教会的权威，告诉大家隔离比聚会要管用。
隔离（Quarantine） 这个词，它的拉丁词根是40的意思，就源自15世纪航海归来的威尼斯水手，要在船上停留40天后才能上岸的法律规定。据说在西方历史上，这大约就是话语权从神权向世俗政府转移的起始，随后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慢慢地发展出用科学和理性的方法去认识传染病。
在21世纪的今天，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让我们感到又回到了中世纪，虽然他们用的不是“教会的威严”“上帝的震怒”这样宗教用语，而是类似“宪法”“自由”“权利”这样光明正大的现代词儿。
那么就让我们来谈宪法，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诠释宪法的经典文献《联邦党人文集》51篇中精炼地写道：如果人民如同天使一般完美，那么就不需要政府的存在（If men were angels, no government would be necessary)。
美国的立国思想是：人权神授。但是保护人权，制定法律，制止人民之间互相侵害的责任，不在上帝而在政府。而在瘟疫流行的特殊时期，恰恰是政府发挥其作用的最正当的时刻。
如果担心政府作恶的话，那就要学习一下。在华盛顿，麦迪逊等美国第一代国父逝去之后，再造共和的第二代国父林肯总统，在他著名的格底斯堡演说中说：美国是民治，民享和民有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有一种办法能让这样的政府形式不至灭亡。
有幸得到总统任命的几个法官，居然有底气对民选纽约州政府明显合理不过分的抗疫措施横加干涉，那整个美国的抗疫形式能好得了？
不过，对限制教会聚会规模说不的五大法官，大都是来自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常青藤名校的法学院，就算是牌子弱一点的新晋女大法官Amy Coney Barrett，也是天主教名校圣母大学的明星教授，他们为什么有反智行为？
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美国民间流行的反智主义，往往是一大帮子高智商高学历的高级知识分子领导下层人民闹的轰轰烈烈的反智运动。到头来，得了肺炎在家硬挺，严重了住院插管的是下层人民，而及时住院用最新药物的可不是他们。
在一个给我深刻印象的电视片里，有一位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的青年帅哥用风雅不凡的谈吐痛斥“那些受教育过度的人”正在把整个国家领入歧途。这个人是美国参议院的最年轻的参议员，共和党希望之星 ，41岁的Josh Hawley， 我一查他的维基吓了一跳，一个口口声声谴责“过度教育”的人，自己拥有斯坦福和耶鲁的学位，密苏里大学法学教授。
哪怕是说出了“我最爱教育程度低下的人”（I love poorly educated !）的特朗普总统，也远远不是低教育的劳动人民出身。他年轻时考上了纽约的弗德海姆大学，二流学校，但是他父亲显然认为常青藤的教育是必备的，于是下了很大本钱把他转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商务，他自己在这4年的总统生涯中，也一刻不忘记夸耀自己的高智商，同时鄙视一把对手拜登就读的二流学府（特拉华大学）。
我还看到一个谬论，说美国下层人民的反智主义代表了一种桀骜不驯的“自由精神”，正是这样的自由精神赋予了美国在新药疫苗研发上的创新能力。
这根本是南辕北辙。
说这个话的人忘了，正是这种反智主义炮制的疫苗阴谋论在扼杀美国疫苗的普及和研发；正是这种反智主义鼓吹的禁止人类干细胞的运用，严重地阻碍了美国在神经再生和器官移植上的基础研究；正是这样反智主义洗脑下的网络暴民，无端怀疑从事科研创新的科学家在人造病毒，伪造疫情，夸大死亡......
还有人说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疫情的失控，是因为他们重视个人自由，仿佛个人自由和控制疫情是二选一，但这是虚妄的二选一，看看下面的图就知道了。右上角病毒红彤彤烈焰燎原的是美国，而左下角疫情基本死寂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俩都是崇尚自由民风彪悍的国家，为什么他们能控制疫情呢，原因就是人家重视科学防疫。
数据来自JHU COVID DATA
崇尚个人自由和反智主义是两码事。
（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资料：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health-coronavirus-brazil-sinovac/brazil-has-enough-infection-data-to-analyze-sinovacs-covid-19-vaccine-officials-idUSKBN2840EI
https://www.nytimes.com/2009/09/25/health/research/25aids.html
https://www.aidsmap.com/news/sep-2007/merck-hiv-vaccine-fails-trials-halted#:~:text=The%20STEP%20study%20(HVTN%20502,high%20risk%20of%20HIV%20infection.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natioanl-security-robert-obrien-vietnam-covid-19_n_5fc06f1fc5b63d1b770acaed
https://www.nytimes.com/2020/11/26/opinion/pope-francis-covid.html
https://www.forbes.com/sites/tommybeer/2020/10/30/trump-baslessly-accuses-doctors-of-overreporting-covid-deaths-for-financial-gain/?sh=e8abb3975470
https://www.cnn.com/2020/11/27/opinions/scientifically-illiterate-scotus-covid-decision-sachs/index.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0/11/26/opinion/pope-francis-covid.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australia-coronavirus-cases-melbourne-lockdown/2020/11/05/96c198b2-1cb7-11eb-ad53-4c1fda49907d_story.html
Pandem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by Christian W. McMi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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